猪肉价格连降削弱PPI对CPI的传导

　　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猪肉均价跌至27.78元/公斤，降幅达到了41.69%，受到影响，全国集贸市场猪肉零售价降至36.09元/公斤，比1月份最高价降了18.13元，比去年最高价低了23.55元，分别降幅达到50.23%和65.25%，而且终端价格还是连续15周下降，同比下降29.3%。

　　短期来看，按照季节性规律，伴随着炎热夏季的开启，人们对于猪肉的需求量将会有所减少，接下来猪肉价格的反弹几无可能，尽管其中的端午、国庆等节假日可能让猪肉价格产生脉冲，但也只是阶段性现象，节后还会再次回调。长期审视，虽然玉米等全球大宗粮食品种的上涨从成本侧可能推动猪肉价格的上行，但在国内猪肉市场供给侧与需求侧力量的双重压制下，猪肉价格很难走出下行逆转行情，而依据批发端猪肉价格与玉米价格之比为6倍时尚存继续下跌空间的市场定理，目前猪肉价格约为27700元/吨，玉米价格约为2860元/吨，猪粮比价为9.68，预示猪肉价格后市还将继续回落。

　　其实，真正决定猪肉价格未来走势的最主要因素应当是供给端能繁母猪存栏数。按照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截至4月底，国内能繁母猪存栏环比提振1.1%，连续19个月增长，同比增长23.0%，母猪存栏恢复至常年水平的97.6%，生猪存栏稳定在4.17亿头左右，而如果按其中共4365万头能繁母猪，每头一年可提供16头肥猪来测算，那么现有的能繁母猪存栏量一年提供的肥猪出栏量可达6.98亿头以上，对应国人一年消费5亿-6亿头猪的常态，意味着现有能繁母猪的生产效率可以完全满足需求，后期若没有如同非洲猪瘟等之类恶性事件冲击，国内生猪产能将持续保持稳定，供应也会越来越宽松，进而对猪肉价格的上行构成压制。

　　供给侧可以扩充的产能释放量还可以从生猪养殖业的集约化与规模化层面得到支持。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表明，去年年初，国内规模猪场只有16.1万家，目前增加到了18万家，与此联动，规模猪场的新生仔猪数同比增长58.8%。另外，从养殖户的养殖规模看，原来养殖主力是50-500头的养殖户居多，现在养殖主力的规模扩大到500—2000头。生猪养殖的集约化与规模化趋势加速，彰显出的不仅仅是养殖企业通过技术赋能形成对生猪疾病有效防控与减少死亡率的能力，更有可以凭借以生猪养殖为中心，展开从上游饲料加工，到中游屠宰，再到下游的食品加工与餐饮，外加参与兽药疫苗与物流经营的全产业链布局，在分散风险的同时更有利于控制与降低成本，反应到市场上，就可以形成供应量充分与价格适度稳定的双重效果，由此预计未来猪肉价格再度大幅上扬的可能性不大。

　　回过头看，前两年猪肉价格连续大步攀升实际都是由突发性和临时性因素引起，如2019年非洲猪瘟疫情暴发的覆压，不少中小养殖户被淘汰出局，整个市场养殖户心态严重受损，猪肉供给快速下滑。而2020年新冠疫情不期而至，生猪养殖的两大饲料来源豆粕以及玉米价格也坐上了火箭，一年之内涨幅高达50%，成本推动让猪肉价格再次登至高位。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些推升猪肉价格的力量本就不具持久性，一旦它们走弱或者消失，生猪产能供应便会较快地朝着常态恢复，相应地带动猪肉价格的反向运动。资料显示，今年以来虽然玉米价格依然出现了一定的涨幅，但豆粕价格却不升反降，说明推动猪肉价格上行的集合力量并不充分，而且豆粕与玉米之间本身就有很强的替代性，前者的下行走势也必然对后者构成不小的掣肘，使其单项发力日益式微。正是如此，总体上看国内供给侧未来并无撬起生猪价格的综合性成本力量。

　　再看需求侧，按照传统，猪肉历来是百姓饭桌上一道重要的食材，但这种消费程式却越来越受到消费升级以及消费行为再校准力量的解构。一方面，2020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0.2%，相比10年前大幅下降近10个百分点，而恩格尔系数的下降反映的是居民食物支出占总消费比的减少，其中就有猪肉消费比重的下降。另一方面，国内居民尤其是更多城市居民的消费重心转移到生活质量提高的层面上来，以“低脂、零卡、减肥、瘦身”为宗旨的轻食消费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追捧，而且从一线城市蔓延至二线、三线甚至四线城市，并呈现出鲜明的年轻化特征，虽然说少吃或者不吃猪肉是否可以达到减肥与瘦身的效果众说不一，但猪肉的热量、碳水化合物与脂肪含量显著超过鸡肉、牛肉以及鱼类却是有着厚实科学依据的。因此，少吃红肉多吃白肉就成为了许多人的消费倾向，最直接的佐证数据是，与猪肉价格4月份同比大跌21.4%形成鲜明对比，淡水鱼、羊肉和牛肉价格则分别强劲上升26.4%、9.4%和4.1%，需求切换力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消费的轻食化以及不同肉类价格的反向运动还提示我们，猪肉其实已经不再是许多人生活的必需品，也就是说，如果将来猪肉价格再度出现上涨，民众可以对猪肉“用脚投票”，转而对鸡肉、鱼肉等“用手投票”，而且这种替代会在轻食消费的背景下变得越来越强烈，传播范围更广，速速更快。数据显示，目前城乡居民肉类消费结构中猪肉占比约为60%，过去20年以年均一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下降，而在替代意识的作用下，猪肉消费比还会继续降低，从而对猪肉价格的上涨空间形成挤压。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0.9%，创去年10月以来新高，与此同时，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同比上涨6.8%，创过去41个月以来的历史最高，但值得注意的是，受到猪肉价格大幅下挫的影响，4月份食品价格下降了0.7%，对于在CPI权重中占比高达近30%的食品分项来说，其价格的下行无疑对CPI的上行起到了不小的下拉作用。但是，猪肉价格的最大贡献并不是直接压扁了CPI上行的空间，而是压制与收窄了PPI向CPI的传导渠道，缓释了CPI进一步上行的风险。

　　分析发现，与绝大多数食品价格较为疲弱完全不同，CPI中的非食品价格如交通通信、娱乐休闲品价格等均在4月份出现不同幅度的上涨，与此同时，电冰箱、电视机、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涨幅也较大，两类商品均与PPI中的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紧密关联，如石油价格的上涨带动机票、旅游价格的上涨，也会抬高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制造成本。另外，食品、衣着、一般日用品是CPI与PPI的重叠内容，PPI中生活资料价格的上涨也必然直接反映到CPI的身上。不难看出，今年以来由全球大宗商品上涨引起的PPI上涨进而传导给CPI的轨迹已非常清晰。

　　但是，国内市场运行的实践结果证明，只有两者在同步状态下，PPI对CPI传导才能畅通，并且失去CPI的共振与响应，PPI的传导力度也非常有限。结合目前实际，虽然猪肉项在CPI中的权重只有2.5%左右，但由于它同比的高波动性，猪肉成为影响CPI同比的最重要分项，由此有人调侃成中国的CPI（Consumer Price Index）实质上是China Pork Index（中国猪肉指数）。而从实际影响结果看，上下游产业的关联应当是双向的，猪肉价格的下降多少会倒灌到玉米、豆粕等粮食产品身上，至少可以抑制后者上涨的节奏与力度。同时横向上肉类的彼此替代也不是单向的，猪肉价格的不振也会对鸡肉、牛肉等价格构成一定程度的拖曳，从而整体上减弱食品价格上涨的风险，而只要食品价格受到了抑制，CPI就基本失去大幅上行的动能，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PPI引吭高歌，一定程度上也是曲高和寡。实际上，从前四月的走势看，CPI仅同比上涨0.2%，而PPI则高达3.3%，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前者并没有追随后者的脚步或者受到后者的传导，其中猪肉价格的萎靡应当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