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普及，使中国数字经济实现飞速扩张。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显示，中国2020年数字经济规模达39.2万亿元，占GDP的38.6%，同比名义增长9.7%。数字红利极大地提升了人们的生活便捷性和消费体验，并助推数字社会发展和数字治理转型。 电子商务、外卖送餐、网约车、共享民宿等数字经济业态的发展离不开平台企业的支撑。大量企业和经营户在平台上做生意和谋发展，庞大用户通过平台进行交易，平台越来越成为整个数字经济运行不可或缺的枢纽。 随着平台经济日益成为人们生活的“标配”，社会对平台经济的发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平台关闭一个经营者的账号可能对许多从业者带来显著打击，平台治理失序也会令消费者福利损失。因此，平台如何进行治理就成为关键问题，这包括平台如何能够更好地担当责任并利用好技术创新的优势，促进经营者充分共享平台经济发展成果，以及让消费者能够持续提升服务体验。 平台具备一系列典型特征，使其自行治理经营环境和生态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平台面对的是超大规模的经营者和用户，商品服务种类复杂和场景多样，海量高频交易带来极大动荡性，线上虚拟空间存在无界性和跨域色彩，这些都使平台治理困难重重。与此同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些不法分子不断花样翻新地进行违规操作，需要平台持续加大技术研发和提高治理能力。 从近些年来平台治理的情况来看，需要考虑不断通过技术研发和治理创新来优化平台经营环境，使中小企业可以在平台上得到更多商机和实现健康发展。 首先，平台企业要敬畏手中的能力和权力，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平衡商业动机与公共价值，践行平台的社会责任。 过去一些平台“店大欺客”，对中小经营者关注不够，或者采取简单粗暴的管控手段，使平台治理刚性有余而柔性不足。如今越来越多的平台认识到，一个健康规范的数字生态离不开中小经营者的参与和共享。这推动平台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使平台企业越来越从平台视角回归客户视角。与此同时，平台企业所积累的技术、知识和能力，也在越来越多地用于保障平台上中小经营者的健康发展。 平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都离不开成千上万的经营者和消费者的认可和信任，因此这些中小企业和消费者的声音是平台最宝贵的资产。平台的本质是整合资源和撮合交易，通过帮助他人实现成功，进而获得自身的成功。 至关重要的是，平台要认识到技术只是手段，正确的价值取向才是平台安身立命的根本。因此，平台应推动市场公平竞争，促进优胜劣汰，而不是劣币驱逐良币。平台不应一味迎合消费者而挤压经营者，否则将影响平台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平台要持续加大科技研发和治理创新，提升平台治理的效率性、精准性、系统性和公平性，不断提升经营者的营商获得感。 从营商环境的实质来看，其核心在于预期管理，即持续降低企业经营的各类成本，使企业在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中增强对未来发展的确定性。平台营商环境也意味着要持续降低行政负担，包括经营者的学习成本、合规成本、心理成本。 《2021阿里巴巴平台经营环境报告》介绍了许多这方面的探索和实践，见证了平台治理从粗放走向精准，从冗长低效走向便捷效率，从被动响应到主动前瞻，持续提升平台治理的公平性，不断提高经营者的获得感。 在平台治理效率方面，平台通过各种方式降低业务办理和处理时间，提升服务能力，实现很多业务的秒懂、秒批、秒办。比如，阿里简化了淘宝开店程序，大幅下调商家的“运费险”和数字化经营工具费用、改善直播带货的收费机制，扩充面向经营者的人工客服服务量等，这些惠企措施使经营者可以大幅降低学习规则和遵守规则的成本。 在平台治理的精准性方面，过去更多“一刀切”的强硬态度，如今则更多表现为“千人千面”的精准施策。比如，阿里会考虑经营者的实际情况，对于首犯和轻微违规的行为主动提示整改、免于直接惩罚，并建立了容错纠错机制，治理的柔性和精准性明显提升。 在平台治理的前瞻性和系统性方面，越来越凸显为从“接诉即办”到“未诉先办”，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走向系统治本的治理之道。比如，过去经营者面临自主设计费高、知识产权侵权等问题，平台对违规经营者进行“封号”或处罚，治标不治本。阿里近年来研发了AI设计师“鹿班”、虚拟模特“塔玑”、电商翻译等，为经营者提供免费店铺装修、免费海报设计、免费虚拟模特、免费翻译等普惠增值工具，并开发了在各个平台均可免费商用的字体“阿里巴巴普惠体”等。平台提供的这些共性普惠服务，有助于成千上万的经营者规避这些风险，凸显了平台治理的系统性和普惠性。 最后，平台要与政府协同治理，推动跨平台治理模式创新，共同优化营商环境。 平台经营环境的改善，离不开中国营商环境的整体持续优化。在平台上经营的企业或商户面临营商环境的“二重性”，因此平台企业需要和政府协同治理平台，不断优化平台营商环境，同时规范自身发展。一方面，经营者是在当地注册的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当地的营商环境是影响其发展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经营者在平台注册运行，平台打造的虚拟营商环境也会影响经营者的业务。因此，属地与平台两个维度的营商环境都对经营者产生影响。这意味着平台的治理策略既会直接影响经营者，也会通过当地营商环境间接影响经营者。 平台的无边界与企业的属地管理，意味着平台可以积极贡献力量，服务社会的数字治理。目前平台企业所推行的许多商家治理和服务策略变化，同政府部门广泛开展的“放管服”改革异曲同工。比如，平台治理变革的核心是简化流程与放权让利，推行基于信用的精准柔性监管，提供共性增值服务，多方面降低在平台上经营的中小企业负担。从最近平台治理的发展趋势来看，平台服务中小企业的思路，和政府在营商环境的治理理念和手段上越来越和旋共振。因此，平台所积累的技术和能力，可以从一个平台迁移到其他平台，甚至复制推广到公共服务中。 平台经济的发展，不仅要看一个平台的健康程度，也要看生态和行业整体的情况。这就要推动“平台的平台”和跨平台治理模式创新，使平台之间能够达成一定的协同，共同解决平台之间留下的缝隙和治理缺位问题。比如，网络“黑产”可能因为一个平台的治理从严从紧而流窜到另一个平台。再如，平台可以监管自身的公域交易，但是却对流入私域的交易鞭长莫及。这些都需要推动跨平台协同治理，打破“囚徒困境”，解决平台面临的共性问题。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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