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违法医疗广告切不可网开一面

　　近日，吉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公示了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处罚决定书不仅详尽罗列了几则违法医疗广告的违法事实，还对违法广告的责任者作出相应处罚。其中，对吉林电视台各频道发布违法广告“共处罚没款合计人民币1619540元”，这一条特别引人关注。

　　近些年，在治理非法医疗广告方面，政府监管部门一直未有松懈。不过，只要留心就会发现一个问题：每次整治都会查处大量违法医疗广告，与这些违法广告相关的医疗企业、广告经营者、广告荐证者等责任主体都会受到处罚，但在受罚者名单中很少能够见到另一个重要责任主体——包括电视台、报纸等在内的广告发布者。

　　吉林省工商部门公示对吉林电视台的处罚决定，显示了当地政府及监管部门治理违法医疗广告的决心，必须为其点赞。然而，接下来的问题是，其他地方是否也有这样的魄力呢?答案并不明确。事实上，从此前的市场监管实践看，拿媒体开刀这事有相当大的难度，不那么好办。曾有报道称，一位县级市场监管部门的负责人抱怨，食品药品领域最大的监管难处，是领导有难处，“一些地方领导常会打招呼，让我们理解难处，理解电视台、广电局的难处”。有这些领导的“招呼”在，监管部门的监管就容易被卡住了。

　　现在违法医疗广告乱象不断，治理难收实效、长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个别领导和电视台、广电局的“难处”是什么，无非就是彼此纠缠的利益。违法医疗广告乱象的背后，既有一些药商借违法广告逐利的本性促动，更有部分媒体借用“社会公器”权力寻租的冲动。现如今，企业、广告商与媒体已经结成利益联盟，它们之间相互合作，互惠互利。数据显示，现在药商每年向电视、报纸等媒体投放药品广告额都在500亿元以上的规模，药品广告成为全国第五大广告投放主体。而在这些广告中充斥着违法广告。有调查数据显示，2018年以来，江西、内蒙古、湖南、湖北等地食药监部门对外公布的违法广告中，药品违法广告是重灾区，占比达到60%。

　　媒体本应本着对读者和自身负责的态度，对企业投放来的广告进行严格审查，将涉嫌违法的广告拒之门外，但实际上许多媒体根本就没有审查这一关，只要给广告费，什么广告都敢登。不仅如此，有的媒体甚至还与广告商“默契配合”，为监管部门制造难题。比如，媒体与广告商签订“阴阳合同”(或称“大小合同”)，目的就在于一旦出了问题被查处，可以借此周旋，以减轻罪责、减少罚款。而且，双方配合，使取证变得很困难。这样一来，监管及处罚的威慑作用就大大降低了。加之媒体跟政府及各监管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摆“难处”、一打“招呼”，就可以网开一面;而违法企业和广告商借着与媒体“利益联盟”的关系，也就有了从“网开”处开溜的机会。

　　人们常说“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强调的是法律的“普遍追究”原则，亦即“违法必究”。如果这一原则不能坚持，常被“网开一面”破坏，则法律的威严将被大大削弱甚至彻底丧失。有效地预防和遏止违法，并不在于对违法行为处以多重的处罚，而在于违法行为是不是普遍受到了有效追究。对绝大多数违法者来说，其之所以违法，是存有一种不会被发现或能逃避追究的侥幸心理。当逃避制裁成为不可能或基本不可能时，也就是说违法行为将被普遍追究时，人们即使面对并不高的成本或代价，也很少会选择“一定逃不脱处罚”的违法行为。相反，如果违法行为不能普遍得到有效追究(既包括个人违法行为的“每次”，也包括同一违法行为涉及的“每人”)，这种侥幸会成为一种不良示范，诱导一些人也走上效尤之路，哪怕违法行为一旦被追究需要付出很沉重的代价，有些人仍然会冒险一试。

　　显然，违法医疗广告屡禁不止，除了人们常提及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执法层面，存在“网开一面”等法不执及执不力的问题。有鉴于此，要从根源上解决违法医疗广告问题，就必须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全面落实企业、政府、监管部门、媒体等社会各方责任，特别要加强监管执法力量和能力建设，以“零容忍”的举措惩治违法行为。而这里的“零容忍”，就必须体现为对违法犯罪的“普遍追究”，不能让任何一个责任者、任何一次违法行为成为“漏网之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