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侯潇怡 深圳报道 导读 “在香港的支付习惯是使用信用卡和现金,即使你没有支付宝也不会影响生活,但在内地则不同,如果使用打车软件则必须用移动支付,可是内地的移动支付软件不支持香港的信用卡支付。如果要办内地可以使用的银行卡,则又要到内地银行开户。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他直言。 从粤港澳大湾区2017年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到粤、港、澳三地政府签署《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再到2018年港珠澳大桥的通车,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正式发布,短短两年有余,“粤港澳大湾区”从规划逐步走向落地。 从万言《纲要》全文看,金融无疑是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建设的重要布局与突破方向。但这一跨越“十三五”,乃至远期展望至2035年的纲领性文件下,或许很多企业、金融机构乃至普通居民在翘首期盼同时也不禁疑惑,这一人口与占地面积超越传统世界三大湾区的未来第一大湾区建设,究竟意味着什么?深入行业与生活,将为金融业带来怎样具体的机遇?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立法会原议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谭耀宗在“代表通道”上的一席话令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记忆犹新。谭耀宗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有很多有利的地方,包括独立的货币、关税区、司法体系,并将香港打造成为世界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但香港同样希望加强大湾区的合作。一个最简单的希望,香港人都希望开通支付宝,并且不用到内地来开户,在香港就可以轻松开通。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内地在金融服务的部分领域上已经具备了全球领先水平,移动支付是一个生活中触及深远又显而易见的窗口。而在粤港澳三地互联互通的过程中,在5.65万平方公里覆盖逾6000万人口的土地上,除了移动支付,基建、产业投资,企业资本流动,资管等方方面面也将为金融行业带来巨大机遇。 从移动支付看三地互通 一位经常前往内地出差的香港保险从业者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抱怨,近几年香港与内地之间保险业务联系增多,尤其近两年粤港澳大湾区概念提出后,几乎每周都要到内地出差交流研讨。工作需要开始比较多的使用滴滴等打车软件,这就遇到了一个尴尬。 “在香港的支付习惯是使用信用卡和现金,即使没有支付宝也不会影响生活,但在内地则不同,如果使用打车软件则必须用移动支付,可是内地的移动支付软件不支持香港的信用卡支付。如果要办内地可以使用的银行卡,则又要到内地银行开户。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他直言。 香港一位出租车司机也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现在港澳地区微信支付、支付宝等移动支付相对来说已经比较普遍,很多商场、商店包括地铁和出租车都支持移动支付,但是使用这些支付手段最高频的还是内地的访客。香港本地居民虽然看到了移动支付的便利,但是受制于银行卡的限制,开通移动支付并不如内地居民一样便利。 正如谭耀宗提出的,现在很多香港人也希望到内地就业、创业、安居,所以希望有更多的便利。比如,是不是可以减少交通费、税务负担,是否有统一的汇兑平台,资讯平台,帮助青年就业。从金融角度说,是否可以实现不需要到内地开银行账户,直接在香港办手续,就可以直接开通三地互通的支付宝等移动支付工具。 而这些近在眼前,港澳居民渴望未来实现的便利,也是三地互通所带来的金融发展与创新方向。 央行副行长范一飞在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要继续稳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支付的便利化措施,一方面顺应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的现实金融服务需求,另一方面为移动支付跨境使用积累经验。 全国政协常委林建岳亦提出建议,在粤港澳大湾区打造金融创新区,同时简化湾区跨境税务安排,吸引港企、港人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市市长陈如桂则具体表示,支持深圳率先探索组建科技银行、科技保险等机构,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提供更好的现代化金融服务。 从两会的热烈探讨不难看出,粤港澳的地理联通所带来的金融联通为金融业带来了多重机遇,但三地规则与制度的融合不会一蹴而就,如何既向国际规则靠拢,又做好异地协调监管防范风险,仍需探索。全国人大代表、央行原广州分行行长、现金融稳定局局长王景武提议建立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监管协调机制。银保监会副主席王兆星两会期间亦透露,由央行牵头制定的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领域的改革创新方案目前已在征求意见。 而从移动支付这一个需求的窗口管窥,是金融行业各领域已经开始尝试创新与突破。 湾区的万亿级资金需求 而伴随着三地互通,首要任务是破除地域空间障碍。基础设施的互通便是首要工作,而交通、通信、电气、管道等方面的建设将衍生出巨大的基建类融资需求。 根据《广东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十三五”规划》(下称“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基本建成安全高效、绿色智慧、互联互通的现代化城市基础设施体系。加强跨湾区通道与轨道网络建设,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将三大都市区和港澳地区聚合为一个整体,发挥最大效能。打造以广州为中心的一小时交通圈,三大都市区内功能中心一小时通达。仅“十三五”期间新建轨道交通项目规模就达6315公里,公路3.5万公里。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根据“十三五”规划中提出的资金需求估算进行计算,包括城市公交系统、道路桥梁等11个重点规划行业,到2020年的资金需求总量达16440亿元。由此推算,在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内区域的基建项目总投资额超万亿,这必然给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了大量的资金需求及金融服务机遇。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中发现,除商业银行信贷、债券等传统融资方式外,产业基金是近期较为活跃的金融工具与手段。 广东省政协委员、深圳市卫计委副主任常巨平在年初省政协会议中指出,粤港澳大湾区“9+2”的城市构成,除了需要建立协调机制、完善交通体系,还需要一只发展基金。他认为重大创新项目,尤其是科技创新项目,前期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且项目周期长、风险高,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基金,可以保障重大创新项目的落地。 而去年以来,以大湾区概念为核心的产业基金已经逐渐涌现。2018年底,大湾区共同家园发展产业基金在香港成立,这只规模或达千亿的天量基金备受关注。 蚁米基金董事长张锦喜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是几乎所有区域内产业基金不容错过的重要机遇,科技革命、规划引领、产业升级这三种动力,将持续为大湾区的发展带来多重产业机遇和投资机会。 突破离岸在岸的束缚 三地互通的另一个重点,是如何突破现存的离岸在岸业务的束缚,逐步扩大大湾区内人民币跨境使用规模和范围。 某股份行跨境业务负责人告诉记者,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的人民币离岸市场,拥有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处理全球约七成的离岸人民币支付交易,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通过合理分工、协作与协调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将可进一步推进离在岸市场快速融合,发挥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 该负责人表示,随着中国企业做大做强,走出去的步伐加快,对中国金融机构离岸业务发展也提出了更高更快的要求。但目前国内监管对银行的离岸业务较为严苛,牌照限制相较越来越旺盛的资本流动需求,存在一定的不匹配。而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令湾区内的金融机构可以更为灵活的探索跨境金融新的融合与服务方式,金融机构与企业乐见其成。 在已经出台的《内地与港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广东自贸区政策等框架下,多项贸易自由化政策、资本项目开放措施将会率先在大湾区内推出,跨境资本的高速流动,推动离岸在岸业务高速发展。 广州市金融工作局局长邱亿通表示,内地和香港可以以大湾区建设为抓手,推进人民币跨境业务创新,推动跨境人民币双向融资、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跨境发行人民币债券、跨境人民币结算等合作,促进离岸、在岸人民币资金互通。 而从以往的成果看,与香港一衣带水的广东省利用自贸区的政策优势,一直在金融开放合作领域先行先试,搭建离岸人民币在岸服务中心。截至2017年末,广东自贸区入驻金融类企业7万家,居全国自贸区首位。而在跨境金融方面,广东以自贸区为核心推广本外币账户应用,跨境人民币结算累计业务量达13.87万亿元,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累计收付408亿元。 随着大湾区的逐步建成与开放,这一成果还将继续扩大。 深圳市商业保理协会会长尹江山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未来的方向一定是促进跨境资本流动,让我们的资本与金融服务走出去。金融业都在探讨如何抓住这个机遇,包括保理行业。 深圳前海金融资产交易所CEO陈国钢则告诉记者,目前正在通过前交所探索打通人民币的跨境交易,通过交易所打通保理产品、不良资产、基金等等的跨境交易模式。在模式打通之后,才能够测算清楚成本,包括国际跨境的税务增本如何计算,如何连接境内外资金,如何提供服务,未来还需要哪些税务、政务甚至政策上的配合。大湾区的意义在于给了行业一个窗口,一个从无到有的机会。 “理财通”与跨境大资管时代 除却产业、企业、生活的需求,粤港澳三地的数十万亿资管市场同样不容忽视。《纲要》中最受关注的重点之一亦在进一步扩大跨境资管的空间。 《纲要》指出,扩大香港与内地居民和机构进行跨境投资的空间,稳步扩大两地居民投资对方金融产品的渠道。在依法合规前提下,有序推动大湾区内基金、保险等金融产品跨境交易,不断丰富投资产品类别和投资渠道,建立资金和产品互通机制。 21世纪经济报道在2月报道中披露,香港金融监管当局正与内地相关部门探讨在大湾区内先行先试跨境“理财通”的计划,以满足区内居民快速增长的跨境理财服务需求。这将是继股票通、债券通之后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另一项金融互联互通的重要举措。 法讯金融董事总经理、金融监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毅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目前内地居民购买香港保险理财、境外理财是违反外管局规定的,如果“理财通”可以放开这一限制,那么对资管行业影响将非常巨大。未来怎么放,尺度如何,备受关注。 香港证监会2018年7月公布的《2017年度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显示,截至2017年12月31日,香港的资产及财富管理业务规模达到24.27万亿港元(单位下同),而其中海外资金占比66%。此外,2017年香港私人银行和私人财富管理业务的资产管理总规模达到78120亿港元,其中52%的资金都是投向中国内地和香港。 从数据中不难发现,香港资管市场与中国内地原有密切关联,但未来跨境大资管仍具有广阔的空间。 香港投资基金公会2019年1月公布的面向粤港澳大湾区内投资者的调查结果显示,49%的广东省受访者在未来12个月将港股作为首三项投资选择之一。而除港股外,27%的受访者选择买香港的保险,另有27%的受访者表示有兴趣投资于成熟市场的基金。 而从资产配置层面,香港受访者目前(不包括房地产)平均只有19%的资产配置在香港以外的地区,当中8%在内地。但从长线的角度,他们理想的比例是把境外的资产配置提高至30%,其中内地市场的占比在11%。 香港保险中介人商会第二副会长郑兆麒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香港的资管市场发展较为成熟,行业规范与监管有效性也有其优势与经验。虽然整体资产规模较内地有很大差距,但对比香港的土地面积,香港的资管行业已经十分活跃,近年来来自内地的需求也提供了助力,在“沪港通”和“债券通”的成功经验下,期待“理财通”尽快落地,或许有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大资管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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