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能以“解决”提出问题者的方式解决垃圾短信问题

年初，四川成都的周先生发现自己收不到银行通知短信，一些软件的验证码短信也收不到。在辗转找到第三方短信发送服务商后，他被告知：因为多次向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举报垃圾短信，他的手机号被拉入了黑名单。想解封，需要保证不再举报。

　　周先生的经历并不是个案，在媒体报道中，网上不少用户提到，在12321上多次投诉垃圾短信后，会被拉入黑名单。不仅垃圾短信被屏蔽，一些正常的业务短信也被屏蔽了，导致收不到正常生活应用的短信验证码。在衣食住行都依赖手机的移动互联网场景下，服务商此举无疑给用户造成了极大的不便。

　　垃圾短信一直是让人头疼的问题，一方面，它说明个人信息被泄露，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电信运营商在治理上缺少作为。所以，围绕短信骚扰，坊间对三大电信运营商的批评一直不少。像12321这样的投诉平台，作为互联网协会受工信部委托设立的举报受理机构，本身是运营商清理垃圾短信的一大重要通道，如果对用户反馈及时处理，完全可以提高治理效率，改善外界形象。

　　然而，用户举报垃圾短信，不去封禁垃圾短信的发送方，反而将举报者拉入黑名单，这种让人匪夷所思的行事逻辑，是典型的通过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来解决问题的霸权思维。对用户的封杀，本质上是放任和不作为。

　　短信发送平台提到，将用户拉入黑名单，是出于对“投诉率”的考量，“一般投诉举报比较严重的，两边（平台和运营商）都会加黑名单。”周先生投诉多，所以不幸中招，通过周先生的遭遇，我们得以看清平台和运营商对待垃圾短信举报者的潜规则。

　　运营商的放任态度，很容易让人联系到与垃圾短信发送方的利益关联。事实上，几年前的央视《焦点访谈》在调查垃圾短信时就发现，三大运营商靠垃圾短信获利，那些“运营商的考核任务比较重，为了完成任务就不分对象，什么业务都接”，甚至亲自上阵，扮演垃圾短信发送者的角色。这为周先生遭运营商拉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释，它说明在利益面前，运营商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治理短信骚扰这个牛皮癣式的难题。

　　对周先生这样的普通用户，最大的威胁还不是被拉黑，而是被拉黑之后，由于信息不对称，维权存在巨大的门槛。周先生联系了银行，联系了负责短信发送的第三方平台，联系了地方运营商，但是都没有找到封杀的源头，导致无法彻底解决问题。

　　对于运营商而言，拉黑用户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对用户来说，一方面，其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被拉黑了；另一方面，就算知道被拉黑，也不会准确知道被哪些平台拉黑，很难区分短信服务平台和运营商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基于信息不对称的巨大不对等，实际上让用户的弱势者地位无限放大，由此形成的强弱关系，是运营商敢于拉黑举报者的前提。

　　垃圾短信的治理，说到底还是个决心问题，决心背后，则牵涉到运营商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因为这种灰色的蝇头小利，而让举报者蒙受拉黑的惩罚，并且维权无门，找不到具体的平台来处理，将会大大地伤害举报者的维权热情。尽管这样投诉率会降低，但是放任垃圾短信泛滥的姿态，将会把运营商的公共形象推向更加不堪的境地。

　　需要重申的是，在任何时候，都要善待举报者，哪怕举报存在偏差和错误，也该适度容忍，而不是采用封杀的方式，打压提出问题的声音。如果举报者噤若寒蝉，平台或者运营商就万事大吉，在垃圾短信生态链上收割利益，那只是掩耳盗铃。